在梦想的燃点，有一团火被点燃，唤醒了我们心中的“热烈”。在看着主人公慢慢接近梦想的过程中，我们内心的火越烧越旺，最后燃成一片大火。这时，电影戛然而止，没有彩蛋，没有花絮，只有静静流淌的音乐。

执念发展到最后意味着放下，蒲一永对于鬼怪来说是困境中的引导者，或者说是负面情绪中唯一的光亮。而鬼怪对于蒲一永来说，则是生与死之间的对话，弥补了自己与父亲的遗憾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还塑造出了李白与高适这两个极为立体的人物形象，既与历史互文，又基本符合受众的审美期待。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“天花板”，其诗奇幻瑰丽，他是世人眼中超脱于六界之外的谪仙人形象。与以往认知有所出入，片中的李白多了几分“人气”。他心有傲气，会因崔颢的一首《登黄鹤楼》而自愧不如，立志下扬州作好诗；他性子顽劣，会同裴十二盗劫柘枝舞女；他彷徨迷茫，会向孟浩然寻求是否入赘的答案；他甚至会犯错，耽于酒乐而忘却与好友高适的约定。但这种复杂的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李白的矛盾性，他有出世魂，亦有入世心；他望展鸿鹄之志，却无奈只能流连诗酒之间。所以他隐居庐山后才会应永王之求，出山为其作诗。这一情节的设计，将历史上那个既可高唱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高傲李白与又可低吟“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无奈李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。相较于李白，高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更偏类型化，他出身低微，口齿不清，非读书之才，但是勤奋刻苦成了他的标签，于是他成长为独当一面、收复长安的武将。在高适的身上，成长弧光熠熠生辉。但是，站在历史长河而观高适，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。在片中，他更多被塑造成了中间人的形象。站在长安历史的中间，他是唯一一个看见盛世长安与废墟长安的人；站在诗歌发展的中间，他既与“诗仙”李白交心，又与“诗圣”杜甫交志，是连接唐诗飘逸之姿与唐诗纪实倾向的诗人。事实上，李白与高适既相似又相异，他们在少年得意之时相识，有着对长安的美好向往，却自扬州分别后，走上了各自的道路。造化造物，因缘际会，李白与高适所寻之道不同，所行之事也不同。影片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置于前台，再次将出世与入世这一议题悬于二人与观众之间，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以高适勇退吐蕃的叙事和携《河岳英灵集》而游四海的结局让出世与入世达成和解，即大丈夫自当如李白《侠客行》中写到的一般，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，”既能入世而为又能出世而行。影片中，李白亲言《侠客行》乃依高适形象而作，这也道明李白入世之心。可是时代阴影下，李白的命运早已注定，宿命论说为李白蒙上了悲情，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，高适对命运的反抗更显悲壮，对他人的悲悯也更具力量。

耿子涵：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刘娴一定成长了，在这个夏天她脱离了她妈给她那个保温箱，去接触外部世界，认识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明美，又经历了明美的离开。那她对她对自己的认知或者说她到底有有什么改变，更多的在于她的生活的态度。

戴夫·包蒂斯塔（Dave Bautista）——哈克南的侄子“野兽拉班”（“Beast” Glossu Rabban）

更进一步，影片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看似高深莫测，却又空洞无物。唐志军在外甥的婚礼上，说了一些大而无当的心灵鸡汤，一些玄里玄乎的冥想，对于解决人生实际困境毫无益处。唐志军说，生命存在的意义，在每个人的身体里；生命存在的谜题，也是这个谜题的答案；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分子，共同组成宇宙这首诗，只要人类生生不息，这首诗就能一直写下去，我们需要在宇宙之诗里，读懂存在的意义。只能说，这是创作者为了补救剧情的苍白，强行对那场南行之旅赋予了哲理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