沙拉父母，神父，神婆，警长……这些帮凶各有各的去路。

对这种类型的角色，目前没有人能够演得过范伟。

虽然她们身份不同、职业面临的困境不同，但卸下面具，她们都是会经历酸甜苦辣、真实鲜活的普通人。

该部剧是杨阳导演继《梦华录》之后的又一力作。从《梦华录》，便不难看出，杨阳导演对氛围感的拿捏，可谓是炉火纯青了。

影片较为出彩的地方在于对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握。首先，影片情节安排详略得当。《长安三万里》虽然讲述盛唐转衰之事，却将主要篇幅集中在高适和李白的成长和友谊上，朝堂大事几乎舍去，只讲与高适直接相关的边关之难。如此安排，将时代与人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其次，影片悲喜交加的叙事节奏，也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绪，较好地服务影片的叙事主题：盛世有华章，乱世出英豪。总体而言，影片以意象化长安的方式，呈现出强调个人的寻道之路和赞颂文章的传承之功两大叙事主题。一方面，长安是有志者施展抱负的宝地，以高适为代表的人们怀揣着鸿鹄之志意欲前往长安。但所谓“三万里”实则是天涯之距，盛世太平如梦幻泡影，长安衰败只在朝夕之间，甚是无奈。然为人臣子，当忠于君王所托之事，最终高适大退敌军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填得自我赤子心，却赫赫然归于天地，望在山水与诗歌间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我，寻己道，行己道，以文章显道。另一方面，长安作为唐诗名篇的容纳之所，彰显盛唐气象。影片结尾处，高适怀抱《河岳英灵集》，与随侍玩起“长安”飞花令，描绘出“长安”诗背后的人与物，史与事，道与法，诉说着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的真谛。也正因此，影片传递出一种悲情，这种悲，既是情绪之悲，即大时代下人物身不由己的宿命之悲；更是情感之悲，即反抗宿命而寻求自我的悲壮；还是情怀之悲，即兼具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的悲悯。这种悲怆掩藏在乐观主义与豁达心境之下，并随着长安的故事层层递进，圈圈晕染而开，最终在文与道的和谐图谱中化为人文关怀，给人以温情之感。于是，故事寥寥几笔道出一众盛唐名人的悲惨结局；将杜甫置放在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静好岁月中；让李白肩比彩云，同仙鹤归，在声声猿啼间，踏轻舟拍绿浪，乐辞白帝城。

“选择曲目时，我的目标非常精确，俄罗斯作品既要能代表这位作曲家，同时也要能代表俄罗斯的音乐传统。”非俄罗斯作曲家则大多与俄罗斯有着深厚渊源，闪耀着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光彩，比如，德彪西曾在俄罗斯居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，穆索尔斯基、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的音乐都对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，“音乐是没有国界的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越是伟大的音乐家，越是到访过很多不同的国家。能够在这次演出里同时呈现来自各个国家的作品，我认为这就是文化交流最美好、最精彩的样子。”说到这里，捷杰耶夫的语气中流露一丝诚恳的遗憾，他觉得，这次访华之旅的时间还是有些短暂了，演出结束后，他就要启程回国，指挥拉赫玛尼诺夫逝世150周年纪念音乐会。事实上，他还有很多想要呈现给中国观众的作品，“我想在北京演10天，演上10场音乐会。”